如果我们把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支出或者叫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加上公共财政支出合并在一起，我们取一个名字，叫政府性支出，包括预算内支出加预算外支出合并在一起。

促进区域及本行政区域内金融发展，以发挥其对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地方政府任务及重要目标。金融内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多体系，关键是找到充分佐证的划分依据。

我国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政体国家，金融业发展具有自发突破与政策管制相结合的强烈色彩，在法律规制方面，我国整体上是一元立法体制，全国只有一个立法体系，虽然根据宪法规定，我国立法体制可进一步分为中央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等级，但等级不同于体系，加之我国金融体系的垂直化监管特征，地方立法在金融层面可涉足的切入点较少，更遑论类似美国州政府层面享有的银行设立审批法律权限等。在自媒体时代，地方金融体系更是普遍见诸各类权威人士和专家的演讲、报告及报道中，但在中央层面的报告和策令中，则没有搜寻到地方金融体系的使用和演绎，可见在权威层面，对地方金融的体系问题明确而清醒，不存在逻辑和阐释上的误解及滥用。美国各州虽然有批准银行注册运营之权力，但此种安排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在立法基础上形成的、联邦政府与各州共同构成的金融监管框架，及所谓的双线监管模式。综合上文，金融体系的构成包含多个层面，从地域角度来看，一国政权组织形式、金融业发展渊源和法律体系架构对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判定具有决定性影响。地方金融体系提法的乱用和滥用，容易在多方面带来相对不良影响，明显的如下两方面： 一是偏离促进本地金融发展的着力核心。

换句话说，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都可以称之为体系。于此的主要理由是，美国由于存在联邦与州的两级法律体系，金融机构可以在联邦注册也可以在州政府注册，在不同层面及不同州注册运营将接受不同的法律约束。我们认为降低融资成本目前最大的作用的是降低存量债务的利息负担——也就是企业总体的债务负担（存量）。

过去一年我国货币政策似乎反映了决策者的纠结，而市场对货币政策给出的信号也没有共识、两方面意见分化。于是有人用结构问题解释货币政策的失效。降息和降准不能相互替代：虽然利率市场化有了较大发展，但目前整体信用中仍有三分之二是以基准利率作为定价标准的银行贷款。为了防止实际利率进一步攀升，我们认为央行有必要再下调名义利率100个基点。

因此，基础货币投放增长仍然比较缓慢。我们认为不应当依靠货币政策解决这些深层次的结构问题，而允许市场出清并不意味着应当忽视宏观稳定的重要性。

因此降准和降息需双管齐下。此外，一些学者和政府人士认为目前经济下行正是通过市场机制清理过剩产能、淘汰低效企业的时机，而放松货币政策会继续支持低效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资金难以流到中小企业，只会延缓市场的调整和出清。展望2015年，我们认为在跨境资本净流入徘徊在低位、通胀进一步回落的背景下，是必须要货币政策加大放松力度，避免金融条件收紧。对此，我们认为央行还应放宽贷款额度、贷存比以及其他信贷投放限制，以便提高银行放贷能力、确保流动性有效转化为银行新增贷款。

尤其是为了推动今年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估计政府可能试图保持人民币相对稳定和强势，仅允许人民币对美元小幅贬值，而人民币因此对一揽子货币继续保持升值。事实上，短期内中国的整体杠杆率不得不继续上升、不过步伐将会放缓。避免货币条件被动收紧。因此，降息将有助于抑制由偿债负担催生的债务增长。

企业部门杠杆率偏高、盈利能力差，且内需前景疲弱，因此企业缺乏投资新项目或扩大产能的意愿，而决策层可能也并不希望企业部门继续加杠杆、扩产能。即便存准率下调幅度超出对冲外汇占款收缩所需、流动性大幅增加，使银行能更多地发放贷款，贷款增长仍然面临额度、贷存比、资本金要求等其他一系列因素的制约。

此外，地方财政改革也会抑制地方融资平台的信贷需求。我们认为，目前围绕货币政策取向的争论没有抓住最关键的问题：在高债务和通缩压力之下，当前放松货币政策最主要的任务是避免金融条件被动紧缩、防控金融风险、维护宏观稳定。

扩大新增贷款规模可以消影子银行信贷收缩的影响、避免信贷供给全面收缩。突然终止或逆转之前的趋势（剧烈去杠杆）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失速并触发系统性风险。这不仅是为了给实体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也是为了满足高债务负担所产生的内生融资需求、控制已经偏高的融资成本。事实上，即便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我们整体信贷增速将会放缓。放宽贷款额度等信贷投放限制：控制杠杆率的攀升意味着控制整体信贷扩张速度，但适度的信贷增长仍有必要。虽然降准可以降低货币市场短期利率和债券收益率，但对银行贷款利率影响非常有限。

由于近年来杠杆率迅速攀升、债务负担高企，许多人担心放松货币政策会导致杠杆率进一步攀升，加剧债务负担。同时，由于近年来信贷增速与投资和GDP增速走势日趋背离，很多人质疑放松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是否有效。

降准：鉴于人民币升值预期消退、境内外利差收窄，今年资本外流可能加剧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方面,要求大型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在美国证监会登记,接受强制性的联邦监管;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将会被要求向美国证监会报告交易和头寸信息,以评估它们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

事实证明,这种模式为后来的外汇体制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消费和投资者保护这一理念贯穿于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之中。

保险行业的监管方面,在财政部设立联邦保险办公室来统一监管保险行业、协调国际保险事务以及与各州保险监管机构协商国家层面的保险问题。进入 谢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金融监管 衍生品 金融危机 。与此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本身应进一步加强风险控制,减少核销,并适当降低分红比率,可逐步实现银行资本金补充以内源融资为主。历来各国金融监管法案对此均不曾涉及,美国作为法律第一次正式提出,并给出了很详尽的规定。

要求银行剥离农产品、股票、能源、金属以及未清算的CDS交易,但可从事利率、外汇以及黄金和白银的掉期交易;且绝大多数场外衍生品将通过第三方交易所和清算中心进行,以便市场和监管机构更容易跟踪这些交易;此外监管机构还将提高对拥有大额掉期头寸的公司的资本要求,并有权对单一交易者所拥有的合约数量加以限制。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下称FDIC）的清算职能扩大到大型非银行金融机构,给予FDIC清算授权,要求其建立起安全有序的破产清算机制;在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会严重损害美国经济的情况下,FDIC将利用这一机制接管、拆分或清算该机构;但不成立专门的问题机构处置基金,财政部可为金融机构破产清算提供前期费用,FDIC可对总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大型金融机构收费弥补破产损失。

金融危机后,微观审慎监管的不足被认识到,金融系统脆弱性以及系统性风险传导机制方面的研究得到广泛重视,针对系统性风险的宏观审慎监管成为主要的监管改革方向之一。金融危机中几点观察说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和结论并不完全符合事实,如果以行为金融学的视角看,可能会发现:个体行为可能是非理性的,即使个体理性,也不意味着集体理性;市场纪律不一定能控制有害的风险承担行为;既大又混业的问题金融机构很难通过市场出清方式解决;金融创新不一定创造价值,有可能存在重大缺陷,等等。

此法案中的相关条款可视为是对沃尔克的保守做法采取了一种折中的妥协。我国的金融监管更多重视对金融企业的保护而忽视对消费者的保护,应通过监管提高金融机构对金融产品风险、收益和成本等方面的信息披露,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简单透明的金融产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信息知情权和选择权,并提高三大金融监管部门的公信力。

中国如何借鉴 首先,进一步理顺金融监管体制。重组银行监管机构,将储蓄机构监理署合并到货币监理署中,其部分职能转移到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由美联储负责监管银行控股公司和部分州注册银行,货币监理署监管联邦注册银行,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负责监管州注册银行。因此,金融机构有部分利润不是由公平的市场竞争得到,监管机构有必要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免受不公平的、欺诈性的金融交易损害,要求金融机构把适当的产品卖给适当的消费者。中国始终把监管放在前、交易自由放在后的思路曾招致不少非议,但就此次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内容来看,美国也开始体现出这种倾向。

这对投资者保护也是一种启示。决定建立金融稳定监察委员会。

因此有必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重新探讨。建立金融机构的清算与破产机制。

限制高管薪酬是此法案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在此之前都是美联储和美国货币监理署负责监管联邦注册银行的,现在则减少了它们对各州注册银行的监管权。